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的物质载体，专家们称之为“文物”;收藏家为了“避讳”、或者说为了与**“接轨”，把它们叫做“古代艺术品”。“文物”也好，“古代艺术品”也罢，它们都是民族历史文化和文明成果的载体，都凝聚着中华先民的血肉与灵魂，体现着华夏祖先的智慧和创造力，是儿女生命的一部分，是历史的一部分，也是全人类文化与文明的一部分。

　　一、古代艺术品保护现状

　　在建立之后的六十多年来，在《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颁布、实施已经十二年的今天，“文物”或者说“古代艺术品”保护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?

　　1、公立博物馆对古代艺术品的保护引起“天怒人怨”

　　据权威部门统计，我国目前各级各类公立博物馆共有2083家，馆藏文物1469万余件(組)。公立博物馆承担着党和人民所赋予的专职收藏、研究、保护古代艺术品的神圣使命，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但是，保护了几十年的结果却令国人寒心、让世界人民耻笑。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2013年“两会”期间披露：“历时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，文物腐蚀损失状况相当严重。根据调查统计分析，处于濒危腐蚀程度的文物29.5万余件(组)，重度腐蚀程度文物213万余件(组)，中度腐蚀程度文物501.7万余件(组)，分别占**馆藏文物总数的2.01、14.52 和34.13”。也就是说，已经有744.2万件(組)的馆藏古代艺术品已经遭到了中度以上的腐蚀和损毁，约占馆藏文物总数的50.66。2014年2月27日《参考消息·北京参考》刊发了新华社四位记者联合采写的文章——《珍贵文物像杂货“垒在一起”——馆藏文物现状调查》，该文一部分的小标题是《文物“裹着民国稻草，垫着美国棉花，养着当代跳蚤”》。不读文章的具体内容，仅看这个小标题，就足以让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义愤填膺、怒不可遏。

　　我们不禁要问：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各级政府的文物主管部门究竟在干什么?!那些拿了人民的俸禄、国家的特殊津贴，享受着崇高荣誉地位的体制内专家究竟干了些什么?!

　　盗墓贼盗掘文物是犯罪，老百姓损坏文物要犯法，公立博物馆花国家的钱，吃人民的饭，却使馆藏的数百万件国家文物遭到损毁，算不算犯罪?应不应予以追究?

　　2、反对“民众护宝”、扼杀“民间藏宝”，民间收藏的古代艺术品面临灭顶之灾

　　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张柏先生早在2005年7月，回答日本电视协会记者的提问时就曾披露：“据这几十年来的初步统计，光是被盗的古墓就有20万座左右”。对此，战斗在一线的文物考古基层工作者却认为，张柏先生所说的这个数字太过保守。于是，文物考古的资料人员检索了1997—2006年入选的**“十大考古发现”，这“十大考古发现”共涉及一百个项目，古墓葬占21项，其中没有明显被盗的只有3项，也就是说十年间入选十大考古项目的古墓葬，被盗率竟达到90。考古专家李伯谦先生也指出：“据不**统计，我国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达到90以上”。客观事实是，除了盗墓而外，更多的出土古代艺术品来自规模的国家、集体的基本建设工地，农民私人的房舍兴建以及土地耕作之中，尤以遍布华夏大地、考古工作者不可能顾及的窑址、遗址、窖藏为多。

　　仅就盗掘而论，既然是“十墓九空”，窑址、遗址、窖藏也已经十处九空了，甚至90以上的王侯级墓葬都已经被盗掘，必然就有大量的、珍贵的地下古代艺术品流入社会、进入市场。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，我们政府的文物主管部门、特别是从事专业文物研究、保护工作的许多专家，不是从根本上去查找盗墓之风愈演愈烈的真实原因，以对民族、对国家、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态度，建善言、献良策，配合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上遏制盗掘古墓葬的犯罪行为;而是提出：“承认了民间文物，就是鼓励盗墓;只要不承认民间文物的存在，就能制止盗掘古墓的犯罪活动”的错误主张。为了推行这个主张，拥有话语权的体制内专家进而发明了“富有文博特色”的“两个凡是”，即：“凡是公立博物馆没有的东西，民间可能有，即使有，也**是假的;凡是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，一律都是仿品、赝品、现代工艺品。”承认，这个“主张”和“两个凡是”，在近几十年的文博领域里，是得到了畅通无阻、有效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。由于体制内的某些“专家”肆无忌惮地用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那个“主张”和“两个凡是”，来掩盖和否认大量出土古代艺术品存在的客观事实，把那些数量巨大的出土艺术品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斥之为“仿品、赝品、现代工艺品”。加之主管部门的官员唯“专家”之尊是瞻，唯“专家”之命是从，导致了公立博物馆对出土艺术品视而不见、袖手旁观，既不抢救、也不研究、更不保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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